圣劳伦斯河畔的茉莉
五月的云城刚落了一场樱花雨，将院落与街道染成遍地粉红。而另一场即将落幕的摄影展，却将我久久地留驻在一段黑白的影调里。
赶在撤展前，我又来到云城唐人街的华裔博物馆。上次来看这个展览，还是几个星期前。当时，为了完成一堂摄影课的作业，匆匆来此拍了几个素材，意犹未尽。如今，又一次站在一张张的老照片前，我忽然想起摄影课上，老师讲过的一句话:“好的照片，不只是拍得清楚，更是用光影把故事留住。”
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故事。
展厅内，橘黄色墙面简洁明亮，那些大大小小的镜框，宛如在当今喧嚣纷乱的世界里，为我凿开了一扇扇跨越时空的窗。巨大的吸力从窗棂深处涌出，不由分说，一把将我拽入时空的旋涡，回到上个世纪中期，圣劳伦斯河畔华人社区鲜为人知的故事里。
我的目光随着这些“窗口”转换。从高处俯瞰全城，夏日的沙滩与冬天的落雪错落有致，那是如同现代无人机航拍般的远眺。视线拉近，唐人街整条大街的全景扑面而来，瞬间将我抛入嘈杂市井。各式招牌之下，中景里的人物面孔素朴而坚定，那是这个社区繁衍不息的生命体征。再往里走，中式茶楼里的近景，氤氲着热气，仿佛能听到老友相约早茶时，茶杯碰撞的清脆。而那一幅高跟鞋的特写，更是带着一剑穿心的视觉冲击力——它绝非关乎性感的浮想，而是一双踩在那片土地上的脚，用鞋跟叩击时代发出的沉重回响。
在这一层层推进的斑驳光影中，最让我屏息凝神、驻足不前的，是那张圣劳伦斯河畔的街景——满地可（蒙特利尔）唐人街一角。
我默默地站在这张被放大了的照片前，身体一动不动。首先撞击我视线的，是前景里那辆充满肌肉感的旧式敞篷轿车，还有满地可特有的法英双语“ARRET/STOP”的交通标识。这一幕显然不只是展示车辆必须停让的信号，而是充满了几乎要截停时间的视觉惊叹号。难怪策展人特意将这个局部裁切出来，作为整个展览宣传画的封面。
顺着街道和两边建筑立面勾勒出的透视引导线望去，我的目光被林林总总的招牌与熙熙攘攘的行人捕获。左侧的“JASMINE CAFE”(茉莉咖啡馆)、右侧醒目的“LOTUS”(莲花)招牌，还有“永兴隆”、“新国民”以及“中华天主堂”等汉字招牌，在全景的英伦风和法兰西韵中，执拗地标注着当年华人的足迹。那些穿西装、系领带的行人，步履匆匆，还原了那个年代，唐人街真实而忙碌的市井烟火。
照片的最深处，是教堂的尖顶，还有拔地而起的现代摩天大楼。我不禁微微张口，仿佛要对着那些影子询问:当年那位摄影师，是否使用了中长焦镜头？
在当今拍照手机普及的时代，我很喜欢那种使用长焦特有的空间压缩感。这张照片，酷炫而巧妙地将代表传统的瓦檐、象征信仰的十字架，与注释工业文明的轿车和撑起都市骨架的钢筋水泥“缝合”在一起。这种视觉上的重叠与拥挤，恰恰隐喻了早期华人移民在多重文化背景下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最真实的生存挤压。而这种有形无形的挤压，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如影随形，令人唏嘘。
正因如此，我记住了展板下方那个名字—Arthur Lee（1916-2002）。作为上世纪中叶活跃在满地可自学成才的华人摄影师，他和他的“影友”用镜头捕捉到了紧密“朋友圈”的生活快照，记录了海滩休闲、滑雪旅行和日常聚会的时刻，特别是那一张张从容的脸庞，多姿的身影。这批珍贵的照片，原本沉睡在满地可的麦科德·斯图尔特博物馆里，如今却跨越数千公里，在云城华裔博物馆的“满地可华人:失落时光——1945-1960摄影展”重新亮相。
看着这张比我的记忆还要年长的唐人街老照片，我暗暗感叹，经历了这么多年，画面整体清晰度依然无可挑剔。
想起摄影课上一再强调的摄影要旨:主体明确，我忍不住悄悄地问自己，这张照片的主体究竟是什么？从各式招牌、建筑轮廓和车辆人物细节都可辨认，背景高楼的纹理也有层次。背景微微的虚化相当自然，前景的汽车和路牌、中景的店铺招牌被重点突出。
很显然，当年这位摄影师拍摄的主体，并没有刻意按现在摄影教科书里常常被奉为教条的“作减法”，而是完整、完满地捕捉了唐人街街头纪实的真实感——整条街就是这张照片要呈现的主体。这条街的每一个元素和细节，都构成了这个城市主体故事的有机部分。
除了主体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主题。就像一个故事的灵魂是中心思想，一张好的照片，同样需要一个能引起观者共鸣的主题。而这张照片最巧妙的地方，就是用人文纪实的方式，记录了移民社区与西方都市的融合:唐人街的中式招牌与背景里的西式大楼与教堂同框，既是城市变迁的见证，也是多元文化在满地可共存的一个缩影，这或许正是昔日唐人街最迷人的基因和记忆的底色。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满地可的冬天令人生畏。影展大厅内就有一张雪地出租车的照片，乍一看，还以为是一辆坦克车——车身捂得严严实实，只留几个小小的窗口，方便坐在车里的乘客观察车外，看看自己是否已经到达，或只是看看沿途的风景。车轮是带着履带的，前面还有两根雪地摩托车常用的转向雪撬板。据说，这种雪地客运车，还是满地可庞巴迪飞机公司的创始人老庞巴迪发明的。
但是，Arthur Lee的这张唐人街街景的照片，拍摄的时间显然不是在冬天。屋顶和路面上没有积雪。路人着装轻便，还有人穿着短袖。开着敞篷桥车的人，似乎还摇下了车窗。
透过这些元素，一目了然地交代了自然的季节变化，而同时也抓住了社会的时代变迁——当时正是加拿大冬去春来的转季时刻。二战结束，这个国家正迎来一个和平时代，现代经济快速腾飞，大量外来劳动力也随之而来，一派人丁兴旺，欣欣向荣。
经历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排华法案”的严冬，华人社区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这里曾经是一代苦涩的单身汉社会苦熬严冬的缩影，如今终于成了家庭烟火温情的避风港。这才有了Arthur Lee和他的“影友”们镜头下的比基尼和高跟鞋，才有了职业洋装和专业证书(CPA)，才有了家乡的菜馆和故乡的气息。
看着镜头里的各式招牌，我似乎闻到茉莉咖啡馆里飘出的咖啡和茶的香气，混着隔壁烧腊店的酱油味，街角中药铺的百草芳香，还有洋教堂里的熏香味，慢慢地撞在一起。看着老式汽车和双语交通标志，我犹如听到车轮碾过柏油路，轮胎摩擦的沙沙声，还有在Stop标志前急急停车的刹车声。看着街边匆匆的行人，我恍若感受到异乡人在一片新土地上，匆忙又坚定的脚步。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但可以看到那些被风吹起衣角的身影。
我将手放在胸口，舔了舔嘴唇，感叹当年摄影师的高明。他用黑白影调自带的怀旧与纪实氛围，让照片充满了“时代切片”的质感。在这片黑白世界里，比樱花烂漫更鲜活。忽然，我被一阵轻轻的说话声打断。此时展厅里进来了一个参观团，有西人，也有华人;有长者，也有后生。其中一对老年华人夫妇，拄着拐杖，认真地看着照片，不时比划着说着什么。
“您认识他们吗？”我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老人转过头，摘下花镜，眼里闪烁着温和的光:“何止是认识，我们打满地可来，这条街，我们走了大半辈子。”
老先生拄着拐杖向前挪了一小步，颤巍巍地伸出手指，悬空点着照片左侧那栋半木结构的都铎式建筑。“你看这儿，”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一种沙沙的磁性，“这就是‘JASMINE CAFE’，当年街坊们就叫它‘茉莉咖啡馆’，常在这相聚。”
听着老人提到“茉莉”，我忽然想起父亲生前最爱喝的茉莉花茶。在当时那个物质奇缺的年代，茉莉花茶，不仅是价格便宜，更是父亲对老家味道的记忆。记得家里有客人来访，父亲总会泡上一杯香气扑鼻的茉莉花茶，算是最热情的招待。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芬芳美丽满枝桠，
又香又白人人夸。
让我来将你摘下，
送给别人家。
茉莉花呀茉莉花。
这首吴侬软语版的《茉莉花》，是除了评弹之外，父亲当年的最爱。
不知这个叫茉莉的咖啡馆现在还在不在？看着这对老人家，拄着拐杖，慢慢走向通向博物馆二楼的电梯，一个突发的念头忽然出现在脑海——老人家千里迢迢从满地可到访云城，为什么我不可以去满地可探个究竟呢？
几个星期后，我找到了Arthur Lee当年拍照的地点。我慢慢举起手机，模仿着摄影师当年的角度和手法，试图用镜头再次捕捉这条街上，那些拽住我到来此处的光影和空间。
“咔嚓”，一张新照片出来了。
只见远处的中华天主堂和现代高楼依然耸立。左侧的老大楼框架依旧，但像是已经风烛残年的老翁，艰难地在风中站立。“茉莉咖啡馆”的招牌，早已改换门庭，现为“红桔轩”餐厅，而且也是铁将军把门，旁边的窗户上还醒目地挂着“出售”的地产广告。原来硕大醒目的“永兴隆”招牌，现在只在大楼入口处，剩下一个小小的门匾，尚能依稀辨别。
我对照着老照片，右侧的商楼招牌和路灯柱，现在已经被沿街一排绿色的枫树所取代。从这些行道树的粗细和高低来看，树龄并不长。老一辈常说‘树挪死，人挪活’。我想，这些树栽下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枫树后面，是一栋大型的红砖现代大楼，门口悬挂着加拿大联邦政府机构的枫叶标识。
时光推移，旧地早已换了容颜。新照片中的画面，默默地呈现着视觉冲击:一边是衰落的市井，一边是现代的权威;一边是立在风中的待售广告，一边是新栽下的枫树。不得不佩服当年摄影师的眼界与构图，他捕捉到了这个绝妙的角度和剖面，如同在历史的叙事里，为后来者预留了一处意味深长的脚注。
但我心里始终牵挂着“茉莉咖啡馆”。于是，就把老照片和新照片都发给人称“蒙城王导”的王先生，特别问起，关于这个“茉莉咖啡馆”的身世。头发花白，持有当地专业导游证的王导回复说，“从我来蒙城(满地可)，就没有这个咖啡店了。”
我又把老照片和新照片发给了在满地可一家有三十多年历史的中文报纸负责人W女士。她告诉我，听说2017年，康考迪亚大学Leonard & Bina Ellen画廊曾展出过一个“Jasmine Café的纪念品”。
于是，我又产生了前往一探究竟的冲动。上网一查，才知这个展品只是一个临时展，现已不复存在。好在展品的作者，在她本人的网站上，保留了一些展品资料照片和说明。
作者谭嘉文(Karen Tam)，是一位出生在满地可华人家庭的70后。在这个名为《茉莉咖啡馆的纪念品》的艺术装置里，她将自己收集来的真实历史文献、老菜单、老物件，与亲手用仿古材料、纸雕塑造的“伪文物”细密地组合在一起，在当代美术馆的无数陈列中，以一个小小白色立方体空间展示。其实当年的“茉莉咖啡馆”，不仅是一家中餐馆，更是一个承载了无数异乡人欢笑与生计的昔日“网红店”，也曾吸引了无数本地食客的光临。艺术家用这种特有的蒙太奇手法，顽强地抗争着主流叙事对少数族裔生活记忆的抹除与遗忘。
当我把目光重新收回到唐人街的那张老照片，凝视着摄影师在半个多世纪前，用快门，在满地可街头真实拦截下来的那块黑白时光斑驳——那家伫立在满地可都铎式老建筑下的“茉莉咖啡馆”。心中感叹，没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后，在圣劳伦斯河畔长大的华裔后辈艺术家谭嘉文，则同样深深迷恋于这段被遗忘的加拿大中餐馆文化，重新搭建出了一个《茉莉咖啡馆的纪念品》展。
我的目光最终停留在老照片右边那排早已被拆除的街灯上。弯弯垂下的灯杆，如同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悬挂在唐人街的半空，仿佛在替所有跨越重洋的魂灵发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当我在电脑上敲下最后这段文字，窗外的小溪正潺潺流过，奔向远方的圣劳伦斯河而去。溪水涌过错落杂乱的岩石缝隙，在平缓处泛起细碎的白沫，转着圈圈，像极了一朵朵正随波盛开的白色茉莉。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溪水边的草地上玩耍雀跃，慢慢移到窗前，居然停下，它看着我，我看着它，没有一句闲话。
这次从加西到加东的寻访，早已不再是一场简单的“影像考古”，它让我在文字里，与半个世纪前摄影师Arthur Lee的快门、以及当代艺术家谭嘉文的精神寻根，完成了跨越数千公里的时空交织。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它从未在冰雪中枯萎，早已在圣劳伦斯河畔的土地上，吐露出最自由的芳香。
创作于2026年6月蒙特利尔
首期“文森艺术营”